父輩的吟誦
查爾斯是我第一個來自另一個世界的朋友，那個父親曾竭力讓我遠離的世界。他在各方面都很傳統，而父親對這種傳統嗤之以鼻：他談論足球和流行樂隊，而不是世界末日；他熱愛高中生活的一切；他雖然去教堂，但和大多數摩門教徒一樣，如果他生病了，更傾向於去看醫生。
我無法協調我的世界和他的世界，所以我將它們分開。每天晚上我都在窗邊張望他那輛紅色吉普車，車一出現在公路上，我就跑向門口。等他開上山坡，我已經在草坪上等著了。不等他出來，我就坐進吉普車，和他為安全帶的事爭吵。（除非我繫上安全帶，否則他拒絕開車。）
有一次，他提前到了，來到了前門。把他介紹給母親時，我緊張到結巴。她正在混合佛手柑和依蘭精油，打著響指測試比例。她說了聲「你好」，但手指還在不停地跳動。當查爾斯看著我，好像在問為什麼時，母親解釋說上帝正在通過她的手指傳話。「昨天我測試過，如果今天不洗薰衣草浴，我就會偏頭痛。」她說，「我洗了，你猜怎麼著？沒有頭痛！」
「醫生可不能阻止偏頭痛發作，」爸爸插嘴說，「但上帝能！」
我們朝他的吉普車走去時，查爾斯說：「你家聞上去總是那樣嗎？」
「什麼樣？」
「像腐爛的植物。」
我聳了聳肩。
「你一定聞到了，」他說，「味道濃烈。我以前聞到過。你身上一直有這股味道。見鬼，現在我身上可能也有這個味兒了。」他嗅了嗅襯衫。我很安靜。我什麼都沒聞到。
爸爸說我變得「自命不凡」。他不喜歡我一幹完活兒就匆忙離開廢料場往家趕，也不喜歡我在和查爾斯外出之前把所有油污的痕迹都洗掉。他知道，我寧願在斯托克斯商店包裝雜貨，也不願去布萊克富特開裝載機。布萊克富特是北部一小時路程的地方一個塵土飛揚的小鎮，爸爸在那裡建造牛奶倉庫。他知道我想去別的地方，想穿得和別人一樣，這讓他頗為惱火。
在布萊克富特鎮的工地，他給我安排了一些奇怪的任務，好像他覺得做這些工作就會讓我記起自己是誰。有一次，我們正懸在三十英尺的高空，爬上尚未完工的屋檁，沒有系安全繩，因為我們從來不系。爸爸想起他將粉筆線落在了另一邊。「把粉筆線給我拿來，塔拉。」他說。我估摸了一下行程。我需要翻過一根根檁條——大概有十五根，每兩條間距四英尺——才能拿到粉筆線，然後原路返回，還得走過那些檁條。通常肖恩聽見父親這樣的命令，會說：「別讓她做那個。」
「肖恩，你能用叉車把我運過去嗎？」
「你自己能拿，」肖恩說，「除非你那了不起的學校和了不起的男朋友讓你覺得自己太優秀，幹不了這個。」他表情僵硬，看上去既陌生又熟悉。
我搖搖晃晃地上了一根檁條，來到倉庫邊緣的框架樑上。從某種意義上來說這樣更危險——如果我倒向右側，沒有檁條接著——但框架梁很粗，我可以像走鋼絲一樣走過去。
就這樣爸爸和肖恩成了同志，儘管他們只在一件事上達成了共識：上學讓我變得自命不凡，我需要被慢慢拉回從前，被調教一番，變回過去的樣子。
肖恩有一種語言天賦，那就是擅長給別人起外號。他開始從他的辭彙庫里給我起綽號。幾個星期以來，「少婦」一直是他的最愛。「少婦，給我拿個砂輪來。」他叫道。或是說：「把吊杆抬起來，少婦！」然後他會看我臉上有何反應。他從沒發現我有什麼反應。他用的下一個詞是「威爾伯」[Wilbur，童話《夏洛的網》的主角小豬的名字。]，他說那是因為我吃得太多了。「真是頭好豬。」我彎下腰擰螺絲或檢查尺寸時，他吹起口哨大叫道。
小工隊結束了一天的工作後，肖恩開始在外面逗留。我懷疑他是想趁查爾斯開車過來時靠近車道。他總是裝作在給自己的卡車更換機油。他在外面的第一晚，我跑出去，不等他說一個字便跳上吉普車。第二晚，他出手更迅速。「塔拉很美對嗎？」他對查爾斯喊道，「眼睛像魚一樣，她幾乎和魚一樣聰明。」這是一句嘲諷的老話，用了太多次，我都麻木了。他一定知道在工地說這句話我不會有任何反應，所以他偏當著查爾斯的面說，希望能刺痛我。
下一晚，他說：「你們要去吃飯嗎？別攔著威爾伯吃東西。她會把你撲倒在路面上，吃得一點兒都不剩。」
查爾斯從不理會他的話。我們達成了一項秘而不宣的協議，一旦山從後視鏡上消失，我們的夜晚就正式開始。我們共同探索的世界裡有加油站和電影院；高速公路上到處都是汽車，像小飾品一樣點綴著路面，車上滿載著歡笑著、按著喇叭的人，他們總是向我們揮手，因為這座小鎮上大家都認識查爾斯。那裡有灰白色揚塵的土路，有燉牛肉一般顏色的運河，還有一望無際的閃光的金色麥田。但那裡沒有巴克峰。
白天的生活只有巴克峰和布萊克富特的工地。我和肖恩一個星期大部分的時間都在製作檁條，來建成倉庫屋頂。我們用一台移動房屋大小的機器將它們壓成Z形，然後把鋼絲刷附在磨床上磨掉上面的銹，這樣就可以上漆了。油漆一干，我們便將它們堆放在車間旁，但不過一兩天，山頂吹來的風就讓它們蒙上一層黑灰，灰和鐵上的油混在一起，變成了污垢。肖恩說在安裝前必須先把它們清洗乾淨，所以我拿來一塊抹布和一桶水。
那一天很熱，我擦了擦額頭上的汗珠。我的發箍斷了，我沒有多餘的。風從山上刮過來，將幾縷頭髮吹進眼睛，我便伸手拂過臉上的頭髮。我的雙手漆黑，沾滿油漬，每次擺弄頭髮都留下一道黑色的污痕。
檁條洗乾淨後，我呼喚肖恩。他舉著焊接護罩，從一根工字梁現身。一看到我，他臉上綻開燦爛的笑容。「我們的黑鬼回來了！」他說。
那年夏天我和肖恩一起操縱大剪刀。有一天下午，由於我多次擦拭臉上的汗，等到我們歇工吃晚飯時，我的鼻子和臉頰全黑了。那是肖恩第一次叫我「黑鬼」。我很驚訝，但並不感到陌生。我聽爸爸用過這個詞，所以從某種意義上來說我知道它的意思。但從另一種意義上，我完全不理解它的含義。我只在教堂見過一個黑人，是個小女孩，某戶人家的養女。爸爸顯然不是在說她。
整個夏天肖恩都叫我黑鬼：「黑鬼，去把C形夾鉗給我拿來！」或是：「該吃午飯了，黑鬼！」這個稱呼從未讓我有過片刻的躊躇不安。
接著世界發生了天翻地覆的變化：我進入一所大學，在那裡我漫步走進一間禮堂，聽了一場關於美國歷史的講座，它讓我睜大雙眼，思緒萬千。講課的教授是理查德·金伯爾博士，他聲音洪亮，引人深思。我對奴隸制略知一二；我聽爸爸談起過，也在爸爸最喜歡的關於美國建國的書中讀到過。我讀到過，殖民時期的奴隸比他們的主人更幸福、更自由，因為主人還要負擔照顧他們的費用。我當時覺得頗有道理。
金伯爾博士講授奴隸制那天，他頭頂的屏幕上是一幅關於奴隸市場的炭筆素描。屏幕很大，就像電影院的屏幕一樣，佔據了整個房間。畫上是一片混亂的場面。女人們站著，全裸或半裸，被鎖鏈鎖著，被男人們團團圍住。投影機咔嗒一聲，切換到下一張黑白照片，照片因為年代久遠而有些模糊不清。褪色和過度曝光，讓這張照片很有象徵性。照片上，一個人面對鏡頭坐著，上身赤裸，露出地圖般縱橫交錯的凸起的傷疤。遭受的凌辱讓他身上的肉看上去不再像肉。
接下來的幾周，我見到了更多的照片。幾年前我扮演安妮時就聽說過經濟大蕭條，但幻燈片上戴著帽子、穿著長外套、排著長隊站在施粥所前的人們還是讓我感到新鮮。金伯爾博士講到第二次世界大戰的時候，屏幕上出現了一排排戰鬥機，散布在被炸毀的城市的殘骸上。還有很多面孔混在一起——羅斯福、希特勒、斯大林。接著第二次世界大戰隨著投影儀的燈光而褪色。
下一次我走進禮堂時，屏幕上出現了許多新面孔，他們都是黑人。自從那次關於奴隸制的講座後，屏幕上就再沒出現過黑人面孔——至少我不記得有過。我已經忘記了他們，這些美國人對我來說是外國人。我從沒試著想像奴隸制的終結：毫無疑問，正義的呼聲廣為人知，這個問題已經得到解決。
金伯爾博士開始講授民權運動時，我就是這樣的心態。屏幕上出現了一個年份：一九六三。我想肯定是弄錯了。我記得《奴隸解放宣言》[時任美國總統林肯於1862年9月頒布《奴隸解放宣言》，規定從1863年1月1日起美國各州奴隸應被視為自由人。]是一八六三年頒布的。我無法解釋這一百年間發生了什麼，所以我覺得那是一個輸入錯誤。我把日期抄在筆記上，加了一個問號，但隨著屏幕上閃現更多的照片，教授所指的是哪個世紀變得清晰起來。它們雖然是黑白照片，但主題是現代的——栩栩如生，意義明確。它們不是來自另一個時代乾巴巴的靜物照，它們捕捉到了運動的瞬間。遊行。警察。消防隊員將水管對準年輕人。
金伯爾博士列舉了一串我從未聽說過的名字。他從羅莎·帕克斯[RosaParks（1913－2005），美國民權運動領袖，因拒絕在亞拉巴馬州蒙哥馬利市的一輛公共汽車上給一名白人男子讓座，從而引發了全國民權運動。]開始講。一幅畫面顯示，一名警察將一個婦女的手指按進一塊墨水海綿。金伯爾博士說她在一輛公共汽車上落座。我把他的話理解成了她「偷了座位」[原文中的「takeaseat」，有「落座」「拿了一個座位」之意。]，儘管這聽上去是一種奇怪的偷竊。
她的照片換成另一個人的，一個身穿白襯衫的黑人男孩，系著領帶，戴一頂圓邊帽。我沒有聽他的故事。我還在想羅莎·帕克斯，怎麼會有人去偷公共汽車的座位。接著圖片切換成一具屍體，我聽到金伯爾博士說：「他們把他的屍體從河裡拖了出來。」
照片下面有一個年份：一九五五。我意識到一九五五年母親四歲了，這種意識讓我和艾米特·提爾[EmmettTill（1941－1955），即上文提到的照片中的男孩，十四歲時因朝白人婦女吹口哨而被毆打致死，白人兇手卻被判無罪。]之間的距離轟然倒塌。我與這個被害男孩的距離可以以我所認識的人的年歲來衡量。這種衡量方法並不以宏大的歷史事件或地質變遷——文明的墮落、山脈的侵蝕——為參照，而是以人的皺紋，以我母親臉上的皺紋為參照。
下一個名字是馬丁·路德·金。我以前從未見過他的臉，也從未聽過他的名字，過了幾分鐘我才明白金伯爾博士說的並不是我聽說過的馬丁·路德。我花了幾分鐘才將名字和屏幕上的圖像聯繫起來——一名皮膚黝黑的男子站在一座白色大理石殿前，被一大群人簇擁著。我剛弄明白他是誰，剛了解到他為什麼在那裡發表演說，便被告知他被人謀殺了。我仍然那麼無知，以至於為此震驚不已。
「我們的黑鬼回來了！」
我不知道肖恩在我的臉上看到了什麼——是震驚、憤怒還是茫然的表情。不管是什麼，他都為此感到高興。他終於發現了一個弱點，一個痛處。再假裝漠不關心已經太遲了。
「別那麼叫我，」我說，「你不知道那個詞是什麼意思。」
「我當然知道，」他說，「你臉上全黑了，像個黑鬼。」
整個下午以及接下來的暑假，我都是黑鬼。以前的一千次，我都無動於衷。如果有任何反應，我也只是被逗樂了，覺得肖恩聰明。現在我想堵住他的嘴。或者讓他坐下來給他一本歷史書，只要不是父親放在起居室里裱好的美國憲法複印件下面的那本。
我說不清這個稱呼給我什麼感受。肖恩這樣做是想羞辱我，把我鎖在過去，困在過去的自我中。但這個詞並未讓我就範，反而將我送往別外。每次他說「嘿，黑鬼，開起吊杆」，或是「給我拿個水平儀，黑鬼」，我就彷彿回到了大學，回到了那間禮堂——我窺見人類的歷史並思索我在其中的位置的地方。每次肖恩大喊「黑鬼，挪到下一排去」，我就想起羅莎·帕克斯、艾米特·提爾和馬丁·路德·金的事迹。那個夏天，我看到他們的臉浮現在每一根肖恩焊接的檁條上，於是最後，我終於明白過來一個本來顯而易見的事實：有的人反對平等的大潮；有的人必須從某些人那裡奪取自由。
我覺得哥哥不是那種人；我想我永遠都不會那樣看待他。但無論如何，有些事情還是發生了變化。我開始了一段覺醒之路，對哥哥，對父親，以及對我自己有了一些基本的認識。我已覺察出我們是如何被別人給予我們的傳統所塑造，而這個傳統我們有意或無意地忽視了。我開始明白，我們為一種話語發聲，這種話語的唯一目的是喪失人性和殘酷地對待他人——因為培養這種話語更容易，因為保有權力總是讓人感覺在前進。
在那些在叉車裡度過的汗流浹背的炎熱的下午，我無法清楚地表述出這些。那時的我還未掌握現在的語言。但我明白了一個事實：我曾一千次被叫黑鬼，以前我笑過，現在我笑不出來了。這個詞沒有變，肖恩說出它的方式也沒有變，只是我的耳朵變了。它們聽到的不再是其中的玩笑。它們聽見的是一個信號，一種穿越時間的召喚，得到的回應是一種越來越堅定的信念：我再也不允許自己在一場我並不理解的衝突中首當其衝。